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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也要求企业对市场敏感度更高，一旦有风吹草动，那么影响也会随之而来。

    到了这种阶段之后，那么就需要从更多方面综合性的来考虑企业的未来了。

    企业未来该怎么发展？如何来定位？目标是什么？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夯实和充实企业的发展根基？

    纯粹的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强化研发投入、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还不够，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还不够。

    一家大企业要想做大做强，所需要的各类资源要素太多了，土地，资金，各类市场行政许可，媒体导向，这些都和从中央到省市县甚至乡镇和村组这一级的政治资源息息相关。

    可以说东亚国家的企业发展，尤其是大型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脱离不开这类因素，无论是日韩，还是中国大陆和台湾。

    这既和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传统有关，国家在大型企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同样也和****密切有很大关系。

    当然在欧美国家这种因素也存在，但是更多的是企业发展起来之后才和政府建立起某种特定关系，而在东亚乃至东南亚，企业发展过程中就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是否支持，政策是否支持。

    这种情形要在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之后才会一定程度的淡化，当然这得益于互联网发展起来时各国政府对这一新兴领域了解的缺失，使得在管治时较为宽松，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互联网经济得以放飞成为全球领军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也使得政府在一定程度反思，在制度创新上的宽松可以使得创新型经济迅猛发展，这也成为2015年后政府有意识的放松制度约束监管，促进经济创新的一个原因。

    但现在还是1997年，距离那个时代还有二十年，东方红体系的企业要想发展，那么就必须要借助各种力和势，而力和势，归结起来其实都是资源的一部分。

    “正阳，你说的这些，其实我们也都感觉到了，其实以前你也和我们提过吧？”宁月婵蹙着眉，若有所思，“但今天你挑明了，说得更系统了，嗯，我们东方红虽然从各方面来看发展势头仍然很好，但是我们也能感觉得到，增速在放缓，阻力在变大。”

    “你今天所说的，要借势，大概也就是说要丰富或者说夯实我们东方红体系的各类底蕴吧？”焦虹说得更直白。

    “可以这么理解。”沙正阳不避讳，“和国企比，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天生不足，东方红改制之后实际上混合制企业，效率提升了，但原有短板没得到弥补，在高层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利好变化下，我们未来的发展会更吃力，所以要突破，我们需要从个方面来赢得认同，洪副总理的视察也好，评价也好，都将是一个机遇。”

    “可洪副总理就算是要看也只会看老盛丰吧？”宁月凤插话道。

    “所以我才把你们三人叫来，看老盛丰的话，不可避免要问及企业改制的具体内容，那么老盛丰的传承人赎买，管理层和职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篇精彩故事，值得一谈，我会找机会来挑起话题，而你们作为战略投资者代表为什么会入股，正好成为引线，就看你们如何把握来带到东方红体系上来了。”

    沙正阳显得胸有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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